腾讯网游戏:xxxx日日摸夜夜添夜夜添视频-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悲剧
《传记文学》是一本著名的历史刊物,自1962年6月于台湾地区创刊以来,发表了传记文字与民国史料字数逾亿,影响力深远。最近,岳麓书社根据杂志六十多年的内容,分类汇编了“传记文学书系”,首批包括了《从北大到台大:元气淋漓傅斯年》《激荡百年的回响:蔡元培传稿》《逝者如斯:罗家伦的世界》《王映霞自传:一个知识女性的独立史》《遥想大学当年:我的大学》《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六种。本文为《王映霞自传》的代序,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
郁达夫与王映霞
郁达夫和我认识时,我年二十,尚在上海就学,他年约二十六七,已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习经济毕业回国。我们经共同友人四川陈翔鹤之介缔交,一见如故,同居一室,睡在地板上书堆中。他陪我去访问和他合办《创造》杂志的郭沫若,郭虽因翻译哥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创作新诗《女神》,已很有名,而一贫如洗。我们到他家时,他正在厨房劈柴烧饭,经达夫略述来意,他便抱起尚在襁褓中名叫和儿的儿子和我们寒暄,并教他的日本妻子安娜和我们招呼,她含情带笑向我们深深一鞠躬。其时,有一面色铁青,傲不为礼的人默无一言地站在那里。达夫对我说,他叫成仿吾;翔鹤则附耳悄悄地说:“不要理他,我们都叫他Stone!”
事隔十余年,达夫因“左联”的牵累,偕夫人王映霞避居杭州。因杭州市长周象贤与杭州慈善机关负责人沈尔乔的协助,在大学路图书馆附近,建一住宅,取名“风雨茅庐”,虽然名为“风雨茅庐”,而渠渠华屋,不啻一个温柔乡。这时我已在杭州主持杭州《民国日报》(《东南日报》的前身),是“风雨茅庐”的不速之客;我的家,也是他们夫妇联袂常临之地,我和达夫久别重逢,欣慰之余,做了一首小词送他,内容仿佛是这样的,我已记不清了。
十年离乱音尘断,喜再相逢,往事如虹,犹在长宵梦寐中。湖边茅舍神仙眷,枕帐春浓,豆蔻词工,忘了南屏向晚钟!
南屏晚钟是西湖十景之一,敲起来几乎全城都听得到。他们伉俪在杭定居后,达夫和我常在一起小饮、游湖、逛旧书店;杭州烟波的画船、湖堤的裙屐和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是我们在夕阳影里共同欣赏陶醉的景物。他的杰作《迟桂花》即在此时脱稿。杭州是苏东坡出宰的名邦,达夫对东坡爱妾朝云不胜倾倒,特往朝云故乡临安寻访遗迹,结果徒劳往返,一无所得,慨然赋诗云:“如何十卷临安志,不记朝云一段情!”达夫旧诗造诣很深,他很爱黄仲则的《两当轩》诗,风格也很相似。
达夫富阳世家子,博极群书,先后任安大、北大、武大、广州中山教授及政治部设计委员,对中、日、英、德文学名著,涉猎甚广,为人颓废、自卑、浪漫、歇斯底里,且自暴成性,连宿娼、吸鸦片等行为亦不隐讳。所著《日记九种》,除将他与王映霞的恋爱经过曝露无遗外,乃至陪友人遗孀姊妹到旅馆沐浴,都一一如数家珍,形诸笔墨。他的日记好像卢骚的《忏悔录》,一切都招认不讳。发妻荃君,既遭遗弃,又藕断丝连,怜念有加,暗中来往如故,这一切都是他们夫妇隙末凶终的因素。映霞和达夫初恋时,年方二十,入世未深,因爱好文艺,又震于达夫的文名,益以达夫的抵死追求,遂坠入情网,不能自拔,等到他们结合之后,现实的生活使映霞好梦惊醒,便逐渐演变成了一场悲剧。
映霞,杭州人,本姓金,外祖父王二南为杭州老名士、画家。映霞父早卒,随母居住外家,因改姓王,有一弟服务于杭州市政府,美好温婉如处子,母极慈祥,婉转随儿女。映霞则丰容盛鬋,风情无限,一颦一笑,都散发着一种青春芬芳的气息,使接近她的人,如饮醇醪,不觉沉醉!而蛾眉谣诼,亦由此而生。映霞杭州横河桥女师毕业,横河桥为杭州青年男女魂牵梦萦之地,杭州女师人才辈出,映霞外有杨之华、毛彦文等为中外所共知。
民国二十七年,中日战争方酣,我在武汉轮渡中碰到映霞,她对我缕述和达夫婚变经过。她说:“达夫因发现许绍棣给我的两三封信,听信旁人挑拨,遂指我为不贞,又擅登广告,诬我卷逃。达夫虽随即登报道歉,说一切出于误会,但事已至此,破镜已难重圆了!”映霞常在汉口王文伯寓所,我们除在轮渡匆匆一见外,也常在文伯那里会面。文伯曾任铁道部次长,久居美国,一度因吸烟不慎,为火灼伤甚重,胡适之曾奔走为他筹措医疗之费。
我为了几方面的友谊(包括一个当时炙手可热,不幸惨死的政治神秘人物在内),辗转与周象贤拉了达夫、映霞,同在汉口太平洋饭店为他们和解,签了和解书,企虞(周象贤的字)和我也都签了名。不久他们夫妇经友人易君左的安排,便到湖南汉寿去了。
达夫在汉寿住了几时,即赴福州省政府复任参议,旋又辞职携家到新加坡,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映霞也在报馆工作。在此期间,他们貌合神离,感情日恶,加之达夫心有未甘,又发表半属虚构和泄愤的《毁家诗纪》,使映霞难堪,以致终于不能免于离异;我们在汉口为他们伉俪所作的一番苦心的调解,至此也终于白费了!
映霞在杭州交游很广,她和朱夫人若兰、赵夫人静英为闺中密友,杭州社交集会,总少不了她们,我和亡妇思玫和她们交游亦很频繁,我还记得有一次,看见映霞和朱夫人同倚靠在沙发上朗诵元稹的《悼亡诗》,念到“针线犹存”,都盈盈欲涕,我告诉她们,元微之是一个薄幸的人,他既遗弃了他的表妹,又在所作《会真记》中,说她“不胜妖孽”,她们听了我的话,又破涕为笑,说古今文人,一丘之貉,大半是这样的人!
达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新加坡沦陷前,和共产党人王任叔等逃到印尼苏门答腊的棉兰,日军占领棉兰前,又逃往武吉丁宜山区,改名赵廉,经营一酒厂为生,并与一印女何丽有结婚生子,他自己好像知道处境极危,预立遗嘱,处分遗产,结果一如所料,为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他的死因至今难明。
达夫和映霞的不幸身世,固为友好和中日文艺界同声叹息,而达夫一代才人如此悲惨下场,尤使人不得不一掬同情之泪。达夫长兄郁华为名法官,亦为日人和汉奸在沪所杀,弟兄同运,尤堪浩叹!
民国二十九年,我以探视父病由金华到重庆去。父病既愈,一日夜间和家人去看名伶赵荣琛的平剧,忽觉有人在背后轻轻地推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映霞,我们相约次日再见,在次日和以后的几次深谈中,她告诉我,方从新加坡回国,已和达夫正式离婚。现和刘怀瑜女士住在一起,怀瑜为内人浙江安吉的小同乡,曾任安徽省立女中校长,其家为安吉首富,为人爱朋友,肝胆照人,有丈夫气。
映霞在民国二十五六年达夫离杭,到福州任职省府参议期间,始终和其母与诸儿同住。日军占领杭州前,是浙江财政厅长程远帆用汽车把她们母子接到金华避难,后来她们全家搬到丽水的碧湖。我曾被邀至碧湖演讲,那里没有旅馆,即在映霞家寄宿,映霞的老母对我嘘寒问暖,爱护有加,其慈祥的面貌,至今难忘。程远帆曾任中央信托局局长与财政部司长,为当时美国名参议员范登堡之好友,民国三十二年他即住在重庆四德新村我的家中,我们谈起郁、王悲剧,都为之浩叹!
回忆绍棣与映霞的认识,约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后,时绍棣任浙江教育厅厅长,不幸丧偶,其妻方志培遗有三女,均甚幼小,朋友们除照护他的弱女外,并为在杭州大方伯附近一个尼庵中营奠营斋,即习俗所谓“做七”,每次做七,内人和许多朋友夫妇都来参加,映霞自不例外,因此他们便有了感情。以绍棣为人之方正清廉,许、王两家儿女亲属同居者之多,及他们每次相见都有别的朋友在场,在十目所视之下,我确信他们的关系仅止于爱慕和别后的通信,一般悠悠之口和达夫的猜疑,导因于其中尚夹杂着一个神秘第三者。
在重庆和映霞几度深谈,我恳切地忠告她,世间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滔滔斯世,那里还有恕道,只有簧口纵横,惟恐旁人不跌倒!我又劝她,尚在盛年,应另谋归宿。她虽不以我的话为然,但形格势禁,最后使她不得不和三北航业公司的钟贤道再结连理,钟君为人厚重,经外交界耆宿王正廷为他们主婚。我和内人在浙闻讯,额手称庆,虔诚地为他们祝福!
映霞与我和内人,始终交好无间,她在杭、在汉、在渝和最后在沪,都和我们不断往来,甚至她由汉寿前往福州道经长沙,适值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盲目地实行所谓焦土抗战,纵火焚城,使她的衣服、文件尽失,还狼狈地由浙赣路的江山到金华来看我们,对我们告诉坎坷,泣不成声,还在我家一宿,始依依别去!
听说映霞现尚在沪,还准备写回忆录,她文字流畅,亦能作诗,她的回忆录,一定爱恨交织,有血有泪。她的密友朱夫人若兰久病已由香港返回内地,赵夫人静英仍在美国,活跃如故,前年今年都由美来台,在我家小住,但一切非复当年,提起杭州往事,不堪回首,只有再付之一叹了!
“传记文学书系”,岳麓书社,2024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