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派科技:91视频日韩-陈晓平:1885年日本学者冈千仞的粤港之行
1885年春夏,日本学者冈千仞到访广州、香港,写成《粤南日记》,所记与李文田、文廷式、徐赓陛等人物的言语“交锋”,可借以观察其时中日知识人的认知落差。冈千仞汉学、西学皆通,认为日本维新是“取万国之长而补其短”,与中国士大夫的观念适成对照。
冈千仞(1832-1913),出身于仙台藩大藩士之家,明治时期作为著名的汉学家一度在政府修史局任职,1880年前后脱离公职,以著述及私授学生终其身。1884年5月冈千仞来华游历,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行迹遍及江南、京津保以及粤港等地,成《观光纪游》一书。(易惠莉:《中日知识界交流实录——冈千仞与上海书院士子的笔话》)对冈千仞中国行,易惠莉、王晓秋、叶杨曦等学者有深入剖析。惟内中《粤南日记》所记粤港接触人物,以往论述较为简略,笔者加以抉发申说,可为理解晚清变局提供一些参考。
冈千仞著《观光纪游 观光续纪 观光游草》,张明杰整理,中华书局2009年版
薛瑶光热情伴送
得上海日本领事介绍,冈千仞托薛瑶光帮助办理入粤护照。薛瑶光(薛谦谷)为两广督署翻译,时值中法战争期间,他到上海提取炮械,正准备旋粤,遂让冈千仞乘坐其轮船“高升”号到港。途中,冈千仞提起曾见过驻日使馆随员杨枢,薛瑶光答曰“此人少时从仆而学”。杨枢后升至驻日公使。薛瑶光此言不算吹牛,他确实在广州同文馆任职多年。
薛瑶光(1838-?),广东番禺人,毕业于长老会广州男童学校,1864年入香港图书馆任馆员,署广东巡抚郭嵩焘委派他入广州同文馆当“通事协理馆务”。杨枢为广州驻防汉军八旗后起之秀,曾入广州同文馆读书,故薛瑶光视其为弟子。刘坤一督粤时,延薛瑶光入督署当翻译,张树声、张之洞仍之,据说张树声曾让薛瑶光教其次子学英语。1880年刘坤一离任后拜访港督,由薛瑶光担任翻译。此人后被人参劾革职,赴香港经商,逐渐被世人遗忘。作为郭嵩焘、刘坤一、张树声赏识的早期中英翻译,薛瑶光或可载入近代翻译史。
广州同文馆师生
求见彭玉麟、张之洞不果
冈千仞1885年1月15日抵穗,正值中法战争紧张阶段。1883年朝廷派兵部尚书彭玉麟“办理广东军务”,1884年春用张之洞代替张树声督粤,希望彭、张能扭转被动局面,在中越边境打个胜仗,两人的压力可想而知。到广州第二天,冈千仞即写信求见彭玉麟、张之洞,此时,彭、张正在指挥冯子材等各军入越,筹拨军需供应,军书旁午,无暇接见闲客。他只见到广东布政使龚易图、按察使沈镕经。
或许是求见久无回音,冈千仞对张之洞多有讥讽。冈千仞遣其侄前往督署问讯,幕僚出答:“总督公冗务繁忙,不暇延见。”忽闻门外锣声响,说是巡抚(倪文蔚)前来商议军务,“兵士骑而从,剑戟火枪,左右拥卫,威风凛然。”“余因谓广东海陆咽喉,与安南接壤,且虎门咫尺,不可一日忽兵备。唯敌在千百里之外,而日夜骚扰如斯,所谓劳逸易所者。抑香涛氏学问文章,为翰林则有余,而一旦手旗鼓,与法虏接锋,决雌雄余炮丸雨注之中,能免为张佩纶否?”(《观光纪游 观光续纪 观光游草》,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82页,以下引用仅注页码)
马江之败,是朝廷禁止福建先发制人,张佩纶作为“会办”不能负主要责任,只不过战败需要找个替罪羊而已。张之洞境况大为不同。此时战端已开,朝廷明确下旨可攻击闯入的法舰。身为有实权的总督,张之洞不断加强珠江防守,虎门有水师提督方耀驻防,淮军吴宏洛部守黄埔,彭玉麟率湘军陶定昇部守南石头,配备新式大炮、水雷,珠江口、前后航道均可抵挡一阵。法军应该也收到情报,不敢贸然派军舰突入珠江。
张佩纶
参观沙面租界时,在广州留学的广濑二郎对他说:“邻楼馆欧米人三名,其一普人,曾在上海,为逻卒,及法事急,聘致编洋枪队。此人非涉韬钤学,仅善步武号令耳。中人尤信普人。”(第169页)晚清洋务官员欣赏德国军官,可能由李鸿章引领风气,前两广总督张树声继之,张之洞督粤后仍保持这个习惯。1884年9月,张之洞致电李鸿章:“能觅德国将一二人,尤要,速复。”1885年,张之洞奏上《雇募德弁七员片》,略称:“去年开战以来,凡粤省与德商办诸事,从不以局外宣战等语借口推谢,皆系依期到粤。故军事须用西人,惟该国人尚为可信。”(《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111册,第249-251页)张之洞认为德弁“尚为可信”,其所雇请的德国军官,真才实学者有之,滥竽充数者恐怕难免。
张焕友
冈千仞在上海与张焕纶(经甫)晤谈多次,激赏之,到天津时向盛宣怀极力推荐。冈千仞抵穗后,与张焕轮胞弟张焕友(亦槎、逸槎)接触频密。张焕友在广东制造局工作,他介绍说:“……广东制造局三所,一制野战水雷、地雷、火箭,一造火轮船舶,一制硝药。方制轮船及水雷、火箭。局务苦剧。”(第168页)张焕友曾东游日本,参观大阪造币厂、生野银矿山,留下深刻印象,激赏日本广泛使用机器。
张焕友精通化学,擅长制造与使用炸药、机器。1887年,因广西漓江险滩不利航行,张之洞派张焕友前往广西,用炸药炸掉礁石,用机器疏通航道。(张焕友《逸庐笔记》)今日所见漓江风景,其实是经过张焕友“改造”后的景观。
文廷式与徐赓陛
冈千仞此行,事后看来,最重要的是与文廷式、徐赓陛的交锋。文廷式(1856-1904),字希道,号芸阁,籍贯江西萍乡,出生于广东潮州,定居广州,本宅在城西陶家巷,别墅在芳村东滘。他只是参加县试、乡试时回江西,平时均在广州活动,为著名学者陈澧弟子,其人才气纵横,学问渊深,堪为年轻一代学人翘楚。冈千仞将文廷式表字错写为“希道”。
文廷式
冈千仞到穗几天后,文廷式、徐赓陛来访。寒暄刚过,两人即责问:“贵国学欧米,以三千年礼义之邦,一旦弃其旧,不可痛惜乎?”冈千仞回答:“敝邦国是,在取万国之长,而补其短。”二人又说:“欧米戎事精练,工艺巧妙,唯伦理纲常,东洋自有万古不可易者,不可一日弃我而取彼。”冈千仞答曰:“伦理纲常,圣人之所以继天立极。我东洋各国之卓出万国,实在与此也。此外东西互有长短,平心夷考,东洋短所十中七八,西洋短所十中一二,此敝邦之所以取彼长而补我短也。”(第170页)
冈千仞从传统学问而兼学西洋史,在当年日本“脱欧入亚”的大背景下,仍坚持用汉文写作,但其文化立场与中国士大夫有绝大差异。所论中西文化长短比例,有过于机械之处。此时康有为尚未崭露头角,文廷式堪称年轻一代文士代表,学问极富,文采斐然,而见识拘墟。文廷式曾入广州将军长善幕府,与志钧、志锐兄弟友善,入京时曾为志钧两妹授读。两妹后来入宫,即瑾妃、珍妃。1890年,文廷式高中榜眼,凭借宫闱关系得光绪帝信任,为“帝党”中坚,甲午年坚决主战,对李鸿章及“后党”人物颇多攻击,后被慈禧逐出京师。文廷式所受教育仍然传统,对西学了解甚浅,成见颇深。冈千仞言论,对文廷式或有触动。文廷式后支持康有为,既出自“帝党”立场,也与其逐渐涉猎西学有一定关系。
尽管立场不同,意见相左,冈千仞仍十分欣赏文廷式,称“此间所见士人,唯希道才气俊发,议论慷慨,尤用心家国之事,必为他日伟器”。(第183页)文廷式赠送阮元主持编纂的大部头《广东通志》给冈千仞,送行时言“自今书信往来,永订文字之交”。1898年戊戌政变后,慈禧下令密拿文廷式,文氏匿迹上海,1900年东渡日本,与冈千仞再续前缘。
徐赓陛,浙江乌程人,举人出身,历署广东遂溪、陆丰等知县,以活埋疑犯郑承望一案获罪,是个狠人,也是才子,笔下功夫了得。张之洞爱其才,为之脱罪,此时在广州赋闲,替官员代写、润色条陈。徐自视甚高,官场却不太得意,1887年被张之洞派赴海南招抚客、黎,曾署琼军营务处,因自大招摇而落职,北上投靠山东巡抚张曜,1900年被李鸿章聘为总文案,是李氏主持议和期间的左膀右臂。徐赓陛此时与文廷式同一调门,不赘。
徐赓陛
李文田
冈千仞在广州数次会晤李文田,所记李氏对西医看法值得注意。李文田(1834-1895),字仲约,号芍农,广东顺德人,咸丰元年中探花,入值南书房,同治九年任江西学政,累迁侍读学士,光绪八年丁母忧回籍。张之洞到任后,奏请以李文田督办广州府团练捐输事宜,回京后迁至礼部侍郎,1895年去世。李文田致力于研究元史、西北史地及杂学,风水星象医卜无所不窥,以善风鉴驰誉京城。
李文田
1月21日,李文田设馔招饮,陪客有文廷式、徐赓陛。李文田说:“仆久客辇下,不好南味,特设北馔。”顺德被联合国授予“世界美食之都”称号,晚清已有“食在广州”说法,但是顺德人李文田在广州西关以北方美食招待远方来客,也是一奇。李文田“终饮不辍笔,所问东土风俗,所谈中土艺文,无一语及当世。盖彼贵显,故特规避也。”(第172-173页)李文田南书房行走多年,保密意识极强,对日本来客决不谈当朝事。31日晚,李文田再次招饮,冈千仞因病中途退席,留侄子冈濯陪席。“学士反复问我邦设学制度,施教方法。”冈千仞当晚得知,在日记中评论道:“盖渠亦渐知科举不足为学耶?”中法战争时期(1883-1885),中国士大夫仍茫然不知日本发生了什么变化,沉浸在妄自尊大之中,李文田算是比较虚心的一个,但也止于听听而已。
冈千仞在穗得病,看描述似是肠胃病。李文田自负知医,说“若托治欧医,万无生理”。冈千仞觉得冬烘,“犹我邦三十年前争排欧医时”,到香港请西医诊治。(第183页)李文田捍卫传统医学的立场可以理解,不免迂腐。1835年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开设新豆栏眼科医局,伯驾、嘉约翰等西医在穗行医多年,然而主流士大夫仍视西医为洪水猛兽,此中或有中医中药产业的利益因素,而对高官、学者李文田来说,文化优越感可能放在第一位。
刘学询
十二月四日,薛瑶光邀请冈千仞拜访刘学询并参观“刘园”,“刘氏犹年少,礼接颇恭”。刘学询,字问刍,1858年生,1879年中举人,此时27岁。冈千仞写道:
离郭三四里,转入小沟,曰半塘,鹾湖渔家,错落有致。系舟门前,上岸。三大厦占池一面,土木新成,垣壁栋楹,屏障器具,皆极富贵相。木公(按:陈乔森)曰:“广东当海陆之冲,亭台园池,互竞轮奂,如此园不足算。”问园名,问刍曰:“姑因旧名,曰护红园。”余赋疑虑,谦谷和一首。酒出,芬芳满案,调味极佳。曰广东不特语言称谓藑异北方,食味亦大异。宾主交欢,不觉入夜。主人送至一船,玻窗珠幔,中陈书画,古香可掬。此为书画舫,以易书斋者。(第171页)
刘学询买办家庭出身,此时尚未显山露水,以举人身份经营海墨楼印书馆,用石印法印书,大得其利,生活豪侈。1886年刘学询考中进士,1890年承办广东闱姓赌博,立成巨富,曾资助孙中山开药局,1899年得慈禧、奕劻授权以特使身份赴日面见天皇,谋求“中日结盟”,实际想利用孙中山在海外除掉康、梁,此计未能实施。刘学询后来的大胆“表演”,恐怕为冈千仞始料所不及。1900年起刘学询定居上海,开设“沧州酒店”及“信大钱庄”,后移居杭州,构筑西湖“刘庄”,为西湖国宾馆前身。刘学询晚年生意失败,欠债累累,依靠孙中山之力得以保住“刘庄”,早年的“投资”终于见到“受益”。
最右刘学询
与陈乔森论定都
陈乔森,字木公,广东遂溪人,移居雷州,以名举人为部曹,久客辇下,与李慈铭、潘存齐名,有“三才子”之目。冈千仞与陈乔森纵论迁都,曰:“小人前日游北京,其所耳目,大异读书史所讲究。私以为从来论者,皆不达中土大势。”陈乔森问为何如此说,答曰“余因论北地气候高寒,人民贫陋,物产鲜少,地性荦确,衣食百物,皆仰东南数千里外之地,非帝王置都府之地。”陈乔森不以为然,加以辩驳。
冈千仞继续申说:“古人所论,大抵如先生言,三代汉唐世行或然。方今世界一变,万国交通,试见英于伦敦,法与巴黎,米于华盛顿,皆开首府于全国最便利、最辐辏之地。故四方万国,争出其途,殷殷烘烘,势力百倍,日加凡胜。帝王都府,据形胜之势,待内外万国,故宜如斯也。今也北京,以地势北鄙,决非帝王奠鼎之地,以气候则高寒,以人户则寥落,以道程则辽远,决非帝王奠鼎之地。泥古而不通今,拘常而不知变,不可与论当世之事。”木公复燃,至累千百言。余与此事,确有成见,岂彼所能夺乎?(第171页)
定都有多种战略考量,最终是大一统国家的“平衡术”所决定。文廷式《闻尘偶记》言:甲午之役,日军从辽东渐迫京城,张之洞、李文田皆主西狩,“而内城旗人汹惧”。孙家鼐写信给李文田:“勿奏请迁都,若倡迁议,必有奇祸。”满人久居北京,盘根错节,言迁都即与满人为敌。可见定都、迁都大事,非臣子所能擅议。
陈春畋
1月26日,冈千仞“过木公,与一客春畋同寓,木公族人。座陈矿石百余种,曰新雇英人,开矿山,置总局于此。”此事以往乏人注意。陈春畋与香港企业家何献墀联手开采“潭州银矿”,此“潭州”即今南沙大岗,初期设总局于陈春畋宅,后移设沙面。陈春畋定居广州,陈乔森从雷州晋省,暂住陈春畋宅,冈千仞将陈春畋当作“客”,是不明白主客关系。
陈春畋(春田)名兆祥,广东番禺人,在十八甫开设森宝阁机器印书局,是何献墀重要生意伙伴。1882年何献墀发起设立“华合电线总局”,铺设省港之间电报线,陈春畋任“总理”,负责主持广州、增城、东莞、新安段的施工。(1882年4月24日《循环日报》)何献墀请英国工程师踏勘水源,计划在广州开办自来水厂,其计划书《羊城源源水局议》即由森宝阁印刷,陈春畋为该书作跋。
陈春畋跋
1885年两广水灾,陈春畋以爱育善堂董事身份,号召寓沪广东人踊跃捐款救灾,组织救灾。1894年省港鼠疫流行,陈春畋辑《鼠疫良方》一书,以应社会急需。他又是广州陈家祠发起人之一,长期活跃在公益慈善活动第一线。
1911年,为维护粤汉铁路股东权益,广东保路会代表李煜堂、陈春畋、马应彪等向广东省咨议局提交建议书,反对盛宣怀的收归国有计划。李煜堂、马应彪均为近代有名的企业家。1914年,广州九大善堂集会商议维持粤路,选举陈春畋为主席。从1882年开始组织铺设省港电报线,到1914年仍担任公益慈善领袖,陈春畋活跃于近代广州社会超过30年,对推动经济社会进步作了甚多贡献。惟民国前20年广东局势动荡,城头变幻大王旗,晚清以来的慈善人物至此多达高年,被世人遗忘,笔者迄今未见过一篇陈春畋小传。冈千仞1885年记录青壮年时期陈春畋,虽寥寥数笔,仍弥足珍贵。近代革命人物受到较多关注,建设人物则多被忽略,毕竟革命事业轰轰烈烈,而建设进程未免持久而沉闷。
廖凤书、王藻章
冈千仞在香港接触的华人不多,有一处写到廖凤书:“凤书年少在米国九年,善洋语。”廖凤书即廖恩焘,“凤书”又作“凤舒”,是廖仲恺长兄,清末民初职业外交官,擅诗词。201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卜永坚、钱念民主编的《廖恩焘词笺注》。廖凤舒尤擅长以粤语入诗,十分“盏鬼”,名句“风车世界喇喇转,铁桶江山慢慢箍”传颂至今。
冈千仞香港经常碰到的“王观察”即王藻章,字石珊,贵州遵义人,试用道。张之洞督粤初期,派王藻章常驻香港采购军火,并联络渣打银行洽商借款。杨祖凯《遵义著名书法家王藻章》一文称:“光绪十一年六月,清庭匆匆言和,形势突变,他原订购军资物品,张饬其解约退款,他与洋商交涉无效,张又坚持,致与张顶撞,张遂罗织其短,责令其赔偿部份损失外,还奏参其职,王的一生中,仕途上再遭挫折,从此绝意进取。”(1986年《遵义文史资料》第9辑)
杨文所述大体属实,时间有小误。光绪十一年四月,张之洞奏参王藻章:“查有广东试用道王藻章,貌似有才,行多虚诞,又不自安本分,性好干预洋务,若令仍厕监司之列,流弊殊多,应请旨将王藻章以通判降补,以肃官方,并饬令该员即行离粤,不准逗留。”奏折并无指陈具体过失,“性好干预洋务”属于冤枉,王藻章办理洋务本是奉命而行,只是言语上顶撞张之洞,可见张氏对待属员较为粗暴。
沙面租界古树
多年前有建筑史专家问我:1861年与英、法签订沙面租借协议,1865年沙面才建成第一座建筑,为什么沙面有些古树,树龄远在1861年以前?(大意)笔者曾自诩“沙面历史专家”,愧无以应。原来冈千仞《观光纪游》早有记载,足可解惑。
“度前岸,观欧米租界。俗呼沙面,又沙基,又鬼基,各国投三十六万金,填珠江所筑。四面环水,架二桥,以铁为门,不得中人无故出入。洋馆三十六户,皆崇宇杰阁,绕庭园,栽花卉,老苔满地,阒如老禅阁。巨木数围,皆移自远僻者。转海移壑,真为神功。”(第169页)原来,沙面古树是从别处移栽而来,日本学者叹为“神功”,可证当时广州、香港已有熟练工人能移栽大树。
可笑的是,稍后张之洞想移栽大树,却求助于日本。1885年冬,张之洞致电驻日公使黎庶昌:“闻日本有树师,能移种大树,可保令活。粤省城外拟种大树数千株,望代访觅树师二三人素来粤……”黎庶昌复电称:“树工有雇者,但载大树极难,须视木性,又须冬时,将根土挖松,至春夏始可移,亦难全活。究雇否,且需几人,速示复。”张之洞档案中未见下文,不知最终在何处找到树工。贵远贱近,大约是人的本性。
沙面的树木
馀论
冈千仞访华日记,凸显晚清中日知识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认知落差。冈千仞由儒学入西学,对华友好,尚且忍不住批评“科举毒”的危害,认为必须大力改革科举制度,中国才有前途。这些建议对中法战争期间的中国知识人来说过于超前,无法接纳。经过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创巨痛深,士大夫才逐渐理解变革科举的必要性。到1905张之洞等人奏请废科举时,政策出台匆促,未能在近代教育制度与官员选拔制度之间作合理连接,造成知识阶层离心,加速了清朝灭亡。
从洋务运动到清末新政,晚清改革大都是被形势推着走的“被动改革”,容闳倡议的幼童留美计划算是少有的“主动改革”,不幸夭折。被动改革为应付某种形势而生,缺乏系统考虑,事急马行田,流弊滋多。科举制度改革若早二十年,主动规划,通盘考虑,效果会大不相同。冈千仞所言,多是苦口的“药石之语”,主流社会不能下咽。他们爱的是甜言蜜语,甚至是糖衣炮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