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名牌网:精品亚洲456在线播放-工作坊｜欧洲近代商业社会形成过程中经济、政治与道德
20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一批西方学者开始从政治思想史研究转向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史研究，讨论政治权力、涵盖国际贸易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这一研究包括对贫富关系、信用与财税、政府与市场、信仰与经济发展、德性与腐败、地区与世界等多个层面的探讨。这些研究突破了政治思想和制度、经济思想和政策的传统路径，开启了更丰富、多面、复杂的思想史图景。2024年12月1日下午2点，由浙江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和浙江省之江青年历史组学术沙龙共同资助、于紫金港校区成均苑3幢中西书屋报告厅举办的“思想史的政治经济学转向工作坊”即围绕欧洲近代商业社会形成过程中经济、政治、道德等主题进行探讨。
本次工作坊由东方出版中心副总经理朱宝元主持，分为讲座和与谈两个部分。在讲座部分，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罗卫东教授、浙江大学历史学院乐启良教授和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张正萍副教授分别作了主题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意识、观念和基本学理：以斯密为个案》、《死亡的不平等：维莱梅的公共卫生学调查研究》、《贫困与济贫：以唐纳德·温奇的思想史研究为例》的精彩讲座。在与谈部分，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周保巍副教授、浙大城市学院傅乾老师和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高全喜教授依次分享了他们关于“思想史的政治经济学转向”这一主题的思考与体会。浙江大学历史、文学、哲学、经济学等学院的师生到场参与。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意识、观念和基本学理：以斯密为个案
罗卫东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意识、观念和基本学理：以斯密为个案》讲座中首先回顾了西方世界从十五到十八世纪早期时的历史背景。在这一时期，西欧的经济活动不断扩张，商品化生产所占比重日益提高，前工业化在广大区域内展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个人解放使得个人活动更少受控于封建习俗、惯例和教会权威。封建领主作为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自给自足的单位，被越来越多的跨区域贸易，领地以外城市的成长以及民族国家的兴起所挤压。
社会、政治和经济层面的种种变化引发了许多关于“国民财富与国家治理”的新问题：财富的真正来源是什么？如何创造更多的财富？神权、王权危机后，社会秩序如何建构？社会利益冲突又如何协调？这些问题引发了许多政治家、商人、神职人员和学者的探讨，而争论的焦点关于“利益的观念”。十五到十八世纪早期，西方世界里“利益”的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十六世纪末期，利益和“国家理性”是同义词，被视为介于情感与理智之间。英国内战期间，利益的概念开始不仅适用于国民利益、也适用到本国的个人与团体，并涵盖了一切人类渴望，包括荣耀、安全及物质舒适度，并提供了反映和计算如何实现这一渴望的一点线索。到了十七世纪末，利益逐渐和财富等同，采取了狭义的经济学解释。
正是在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与争论之中，作为一门学科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诞生。罗卫东简要讨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时间范围、地域范围及代表性人物。古典政治经济学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发展，上启17世纪的威廉·配第，下迄19世纪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考察了英国、法国知识背景各异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作者群体后，罗卫东总结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八大特点，分别是：承认经济活动有自身规律；以不断发展的劳动分工为研究主题；秉持大部分经济活动都能够有效地被相互依赖的市场协调的信念；认为个人自利心所导致的行为通常会导致意料之外的社会结果；认为劳动是财富的主要来源；核心思想是对于市场协调机制、价格形成和相应收入分配机制的解释；认为经济竞争可以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强调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的区分。
罗卫东认为，亚当·斯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一众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中，其理论体系最具有深刻性和全面性。斯密有三大问题意识，分别是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经济社会运行的机理与机制、和良善社会的道德基础。而斯密古典政治经济学学说的四个核心观点则分别是分工创造财富、同情心产生社会秩序、市场导致秩序和有限政府。最后，罗卫东指出，重新探讨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当今中国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死亡的不平等：维莱梅的公共卫生学调查研究
乐启良在《死亡的不平等:维莱梅的公共卫生学调查研究》讲座中首先讨论了法国公共卫生学作为一种治理技术诞生的政治背景、思想条件和学术环境。法国公共卫生学诞生于绝对君主制的末期，在社会危机中人们关于国家的性质和社会目标的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社会成员的身体和社会生存环境成为国家治理的对象。
乐启良接着探讨了从中世纪以来西欧死亡观念的变化。中世纪和启蒙时代的人们普遍信奉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但19世纪初，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不同阶层人群的健康状况、死亡率存在极大差异，而法国的公共卫生学家路易·勒内·维莱梅正是其中之一。乐启良指出，维莱梅是法国运用统计数据、政治经济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研究死亡不平等问题的第一人。维莱梅不仅仅引用大量数据资料以探讨了贫富差距与平均身高、监狱死亡率以及霍乱感染率的强相关性，更是亲自深入到工人群体的日常生活之中调查取证。在调查过程中，他看到了工人群体中存在的诸如劳动强度过大、劳动时间过长、工厂周围房租高、通勤距离长、住宿条件差、工资低、饮食差等诸多问题，并最终得出结论——正是不同阶层的贫富差距造成了惊人的健康鸿沟，和富人的身体健康与死亡率相比，穷人的健康始终更不可靠、身材更矮小、死亡率更高，而富足与财富是一切卫生学的真正前提。维莱梅同样给出了治理贫困的建议，主张用发展工业、鼓励劳动和督促老板改善工作环境等方法消除工人的贫困。虽然维莱梅对穷人抱有同情，但他将贫困的原因归咎于穷人自身的酗酒、奢侈、性关系混乱、过多生育，否认资本主义工业体制加剧了贫穷。维莱梅甚至强调了贫困的不可或缺性——认为财富的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最后，乐启良讨论了研究维莱梅的意义所在。维莱梅对死亡不平等的研究不仅为现代社会科学提供了重要的主题和方法论借鉴，更是成为19世纪许多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来源。在当今时代重读维莱梅，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思想的起源问题。
贫困与济贫：以唐纳德·温奇的思想史研究为例
张正萍在《贫困与济贫：以唐纳德·温奇的思想史研究为例》讲座中首先探讨了温奇的学术语境及其研究的思想史转向。温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接受的学术训练是经济学，随着托马斯·库恩、昆廷·斯金纳等学者在方法论上的探索，温奇逐渐从经济学转向思想史研究，其对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史研究就像“偷听过去的对话”。张正萍对温奇的思想史研究特征进行了分析，进而重新分析了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关于贫困与济贫问题的主张。
斯密在《国富论》讨论劳动者的自由流动时提到济贫法和户籍法，对于英国17世纪以来就流行的济贫法、济贫政策以及后来的院外救济政策并无多少评论。斯密认为，从历史上说，最初的人类社会实际上没有贫富之分；只有到了游牧社会，每个人拥有的牲畜数量不同，才开始出现贫富之分。斯密认为，商业社会存在大量的不平等和贫穷，然而这些穷人能够得到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比野蛮社会的首领还要多。问题在于如何让穷人靠自己的劳动获取必需品和便利品。济贫法尤其是户籍法阻碍了劳动者的自由流动，因此应该被取消。1786年，一位地质学家约瑟夫·汤森德针对1782年的吉尔伯特济贫法发表了《论〈济贫法〉》一文，他引用了胡安·费尔南德斯岛上羊与鬣狗的故事说明人口数量与生存资源的困境，并提出了“均衡”的概念。汤森德的观点几乎与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相似。不过，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与法国革命、1795年前后英法战争、英国国内激进主义的兴起有密切关系。考察这一时期对于贫困和济贫问题的主张，需要结合当时的政治和经济背景。
最后，张正萍讨论了自己对思想史研究的一点体会。她认为，政治思想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不应该仅仅考察政治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学说本身，更应当在历史语境中考察不同作家的主张和意图，将卫生、人口、社会等多种因素纳入其中。
与谈
在与谈环节，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周保巍副教授、浙大城市学院傅乾老师和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高全喜教授依次发言。
周保巍补充了此次工作坊的学术史背景。周保巍指出，思想史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转向发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生这种转向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自七八十年代后愈发陷入到危机之中，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复兴即是为了回应社会秩序面临的挑战；第二，学者们愈发意识到学科专业壁垒化所存在的问题，将政治学与经济学割裂开研究弊大于利。因而越来越多学者回归到近代早期的“政治经济学时刻”，力图重新审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
傅乾结合自己对埃德蒙·伯克的研究经历，分享了对思想史研究的感想。傅乾首先简要探讨了伯克思想的政治经济学面向，指出伯克在济贫问题上更加强调慈善和教会的作用。随后，傅乾肯定了将政治学、经济学结合起来的研究趋向。但也同时指出，当今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尚不重视方法论，而社会人类学的方法论可能会对思想史研究有所助益。
高全喜首先讨论了不同地域思想史研究的取向差异。他认为，江浙地区在讨论政治经济学研究时多侧重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而北方则更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由于当今经济学理论和现实的失败，学术界迫切需要回归整体的“政治经济学”。高全喜还指出，政治经济学与法制建设息息相关，法律的变革与政治经济学的变革是同步进行的，因而法制建设的内容同样值得深入研究。最后，高全喜教授指出，在当今时代回归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实际上就是追求学术前沿的体现。
与谈环节结束后，主持人朱宝元对六位学者的精彩发言表达了感谢。随后，他介绍了东方出版中心·时刻人文此次出版的两本新书——《富与穷：英国政治经济学思想史（1750—1834）》（[英]唐纳德·温奇著、张正萍译）和《信用的承诺与风险：一个被遗忘的犹太金融传说与欧洲商业社会的形成》（[意]弗兰切斯卡·特里韦拉托著、周保巍译）。《富与穷》梳理了贫富关系的思想史，从亚当·斯密的“隐秘联系”到济贫法修正案，揭示经济观念的道德内涵和政治意蕴，为理解现代政治经济学奠定了思想基础；《信用的承诺与风险》则以犹太人发明汇票的传说为切入点，深刻探讨现代金融和信用秩序的形成与演化，揭示其背后的道德思考与时代议题。这两部经济史类著作紧密契合本次工作坊的主题，可以为学界提供重要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