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丨闫桂花
站在相似的起跑线上——几乎同时进入现代化，大约同期对外开放，都拥有丰富的人口资源禀赋，甚至连对外开放时的GDP总量都旗鼓相当，但在不到半个世纪后，中国经济体的规模已经是后者的近五倍（18万亿美元vs3.7万亿美元）。
在全球化分工中，两国也扮演了截然不同的角色：中国崛起为制造业大国和“全球工厂”；而印度在服务业取得了显著成就，尤其是在软件服务和信息技术领域，成长为“世界办公室”、全球最大的信息产业外包提供国之一。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分野？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是重要原因之一，比如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就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里分析，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更容易实现经济政策的集中实施，例如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而印度的民主制度在资源分配和改革执行上更加冗长；也有学者指向文化因素，认为中国“家国一体”的理念让政府与民众合作推动了经济发展，相比之下，印度的多元文化和宗教分化，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经济政策的统一性。
上个月刚刚发表的一项研究另辟蹊径，为此找到了一个新的解释——从现代化初始，教育路径的不同选择。尽管此前学者早就认识到人力资本差异对经济的深远影响，但巴黎经济学院的世界不平等实验室的Nitin Kumar Bharti和Li Yang关注的不只是短期和动态的人口红利的变化，而是聚焦于两国从1900年到2020年长达120年的教育体系的历史演变，从调研数据、教育文书和统计年鉴中解构两国人力资本变化，及其对两国经济道路分野的影响。
在这项论文中，他们总结了中印教育路线的三个主要不同点。首先，中国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路径，优先普及基础教育。教育资源最先是集中在小学教育阶段，到了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重心转移到了中等教育；从这之后到现在，高等精英教育获得了更多关注。
印度则正好相反，更关注高等教育和精英教育，教育普及是“自上而下”的过程。延续了殖民地时期的传统，印度的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中学和高等教育上，直到1990年才“后知后觉”，开始大力普及小学教育，2009年才开始实施义务教育，相比中国晚了近25年。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中国的文盲率从建国初期的80%多快速下降，到1988年达到22%，然后到2018年左右降到了5%；而印度文盲率虽也在下降，但到了2018年时仍高达29%，其中女性文盲率尤其高，达到了38%。
两国对教育“质”与“量”的权衡也采取了正好相反的做法。中国直到入学率超过70%以后才开始提高师生比，并在1980年开始增加教师相对收入；印度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通过增加教师工资和创建示范学校的做法来提升教学质量，直到1990年后才改变立场，将目光更多放在了提高入学率上。
两国教育路径中更大的不同在于学科选择的差异上。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工程学、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和相关技术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据统计，高等学校中近半学生主修这类专业；相比之下，文学、历史、哲学等文科类专业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相对受到了忽视，而近年来这种分化尤为凸显。但在印度，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法律和政治学，以及商科，如工商管理、会计学，在高等教育中占据显著比例，选择这类文科的学生占比达到了60%。
另外中国的教育体系也比印度更为多元，职校生在中等和高等教育阶段占比达到四分之一，而印度只有约2%。
作者称，印度选择“自上而下”的路径、偏重质而非量以及更重文科的做法，可能跟英国殖民时期让教育服务于精英和公共管理的历史传统有关。
中国的低文盲率、高入学率、发达的职业教育，以及工科占优的高等教育，都为制造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而文科教育和发达的信息产业（以及该论文中未提及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对英语的重视），则让印度成了国际服务业尤其是软件和外包产业最有竞争力的玩家之一。
这些教育体系的差异，又是如何影响了两国的经济发展路径？作者认为教育体系的差异从三个方面导致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落后于中国。第一，极低的劳动参与率，尤其是女性劳动参与率。2018年，印度20-60岁成年人中不工作的比例高达40%；而同期中国为23%。这部分可以归咎于基础教育不足、文盲率高企，因为通常来说，接受教育的年限越多，不工作的比例就越低，但在印度，哪怕是在高学历女性群体中，工作的比例也很低。第二，基础教育发展缓慢，掣肘了印度从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的进程，因为大量人口因没有得到教育而只能被困在生产效率更低的农业。不仅如此，在农业、制造业各个领域，中国的劳动力接受的教育水平平均而言都要高于印度。
1980年代两国相继实施对外开放，进一步放大了这三大效应。彼时，年龄大于20岁的成年人中印度有60%是文盲，而中国该比例只有22%。教育不平等还加剧了印度的城乡和贫富差距，论文数据显示，该国约25%的工资不平等源于教育的不平等，相比之下，中国该比例只有2%-12%。
“中国劳动参与率更高、更多劳动力聚集在更有生产力的部门，更高水平的教育，也因此，并不奇怪19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表现更好。”作者写到。
当然，印度的精英和服务业导向的教育发展模式也并非全无优点。大量科技和管理人才从印度理工学院等精英学府毕业，在硅谷和全球科技公司担任要职，成了印度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有没有可能因为两国不同的经济发展类型——前者更关注商品，后者关注服务——促使两国战略性地调整了他们的人力资本发展模式？作者认为这不太可能。因为两国这种教育理念的差异在1980年以前就已经存在。1960年左右，中国的毕业生中35%专攻工程专业，而同期印度，人文和社科领域占比达到60%，工程专业的毕业生比例不到5%。
长期以来，经济学界一直在讨论教育如何影响经济发展。一个共识是，对科技和工程领域的高等教育的重视可以支撑经济增长，比如有研究显示，一国在工科领域的毕业生占比高，经济增长会更快；相反，法学院毕业生占比高可能会拖累经济增长速度。
然而在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可能需要适配不同的教育体系，对此，经济学家尚未达成一致。一些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更接近技术前沿时，普通教育更能促进增长；相反，当国家远离生产力前沿时，职业教育被认为更能促进增长。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自下而上”的教育扩张，结合强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可能更能促进增长。然而，作者指出，也有研究表明增加高等教育比扩大中小学教育对增长的影响更大。
庞大的人口规模都曾为两国都带来了人口红利，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受过教育的人才涌向劳动力市场，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将中国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工厂”。
但近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新生人口数量下降，以及，伴随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开始面临工资上涨、生产率提升缓慢和产业升级困难等挑战，人口红利也已经成为过去式；更重要的是，中国还面临着从投资驱动型经济向着消费驱动型的艰难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制造业升级的同时推动服务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过去几十年的教育取得了非凡成果，但眼下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无论是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的脱节，还是教育的日益内卷以及教育回报率的降低，以及产业升级背景下应试教育体系对创新需求的未达等等，教育的改革还需提上日程。
